下面是某报记者采访杨绛先生时的对话。根据有关内容，提问最恰当的一项是记者：您出生于1911年，1917年即产生了新文学革命。但您的作品，不论是四十年代写的喜剧，还是后来写的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等，却没有一点通常意义上“现代文学”的气息。请问杨先生， 杨绛：新文学革命发生时，我年纪尚小；后来上学，使用的是政府统一颁定的文白参杂的课本，课外阅读进步的报章杂志作品，成长中很难不受新文学的影响。不过写作纯属个人行为，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个性、情趣和风格。我生性不喜趋时、追风，所写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。我也从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“现代气息”，如果说我的作品中缺乏这种气息，很可能是因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，上承传统，旁汲西洋，背负过去的包袱太重。